大江南北，到处活跃着新时代的浙江人。一批浙江企业家，带着资金、人才、产品、项目“离家出走”，直接把“金蛋”下到别人的地盘上。有人将这个现象称为从“浙江经济”走向“浙江人经济”。资本外流，企业外迁，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，但温州市委书记李强在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却对记者打开了话匣子。因为李强“心中有数”：温州企业去外地开厂，温州人挣到钱了，温州的资源却节省下了，以后可以有更大的用处。

　　温州这两年遇到的问题，是浙江经济乃至很多发达地区遇到问题的缩影。广东也不例外。只不过离开广东的资本、企业，更多的是外资和外企，更易让人绷紧神经。

　　面对日益收紧的资源、成本约束，天生趋利的资本必定会选择适合自身的获利的场所。对于发达地区来讲，这既是挑战，更是机遇，是产业结构提升的有利时机，一些“过时”的企业外迁实不为怪，理应支持。

　　但是，即便有了这样的认识，还是有一部分人，一谈到企业外迁，就非常敏感。比如，谈到台商从珠三角到长三角落户，一定要说成是“北扩”，不是“北移”。

　　一字之差，彰显信心，显示对发展观、政绩观的不同理解。如果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，不仅看当前的经济总量，还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，看经济发展后劲，看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，看常住人口的平均GDP，那么，产业结构调整就不会这么难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领导，为了片面追求本届政府的政绩，想尽办法留住一些按市场规律本应淘汰的企业，以保住任内的经济增速。

　　目前，正确的政绩观、科学的考核指标正在逐步形成，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。珠三角的某个城市，按户籍人口计算，区域竞争力名列全省第一，但按常住人口计算，只列第一梯队的最后一名，即第六名。计算这个考核体系的广东省社科院专家说，问题的表面是这个市有大量的外来人口，但实质是人均劳动生产率偏低。据了解，这个评价指标体系已得到了诸多好评。

　　记得广东的一位领导在谈到广东的产业升级时曾说过，不扔掉坛坛罐罐，怎么能腾出地方来搞新的产业？留下来的企业，一定能够承担高额成本，如此组成的产业才有竞争力。

　　当然，寻找能够在高成本下生存的产业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还需要艰苦创业的激情，需要“富而思进”。这一点，正是广东当前亟需的。